（記者 張漢信）
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不久，在甘肅省委宣傳部悉心指導(dǎo)，中 共甘南州委、州人民政府全力支持，由卓尼縣委、縣人民政府直接組織下，和蘭州電影制片廠一道，于2013年7月拍攝的民族風(fēng)情與革命歷史題材電影《卓尼土司》已完成后期制作，2014年9月完成最后修改。攝制組全體成員行程19萬公里，克服重重困難，低成本制作了一部近年少有的革命歷史題材的藝術(shù)精品。該片彌補了紅軍體裁影片在該類型的一個空白，能讓國人了解這段動人的革命故事。
歷史記載就像一面大篩子，總是不經(jīng)意間漏掉了許許多多的精彩故事，甚至生命攸關(guān)的關(guān)鍵人物、關(guān)鍵史實。
隨著對人生及艱難時勢的認識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為國歌，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，成為最吸引我的句子。我想，那不僅指田漢、聶耳所處救亡圖存的抗戰(zhàn)時期，同樣在反腐、改革的今天更具振聾發(fā)聵的意義。這句歌詞，能否提醒到今天腳步匆匆的年輕一代，或者更加富裕的后幾代人？
如同從歷史巨庫中偶然一翻，恰巧找到了最精彩也最驚人的一頁。2012年，央視前副總編張華山、著名導(dǎo)演楊韜等人，在北京水立方緊張工作之余，偶然聽到紅軍長征剛剛走出草地發(fā)生的一段故事，他們立刻被吸引，沒有通知任何人，便輕裝簡從，深入甘肅的甘南地區(qū)，大量走訪藏族同胞和紅軍后代，一個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出現(xiàn)在他們眼前。巨大的創(chuàng)作沖動不斷增強，他們立刻謀劃劇本、尋找資金、多方尋求支持……
2013年黨的“七一”生日那天，楊韜導(dǎo)演隨藏族好友再次來到甘肅甘南地區(qū)。只見連綿起伏的岷山，滿眼的奇山異峰，耳邊響著原始松濤和清澈沁心的泉水聲……但他們的目的地是臘子口。
說到臘子口，人們只想到一場生死攸關(guān)的戰(zhàn)斗。但戰(zhàn)斗之前，是誰幫助了紅軍？又是誰幫助紅軍打下了臘子口？
在一次天安門城樓上，美國記者斯諾問毛澤東：“主席，回想中國革命的歷程，最危險的時候是在哪里？”毛澤東略加思考就脫口而出：“紅軍長征剛走出草地那段時間！”
時光回到1935年，疲憊不堪的紅軍走出草地，即將完成長征的緊要關(guān)頭，在甘肅南部遭遇國民黨軍隊重重包圍，又遭遇張國燾分裂勢力的嚴重干擾。
先有卓尼土司楊積慶3萬精銳藏軍攔路，在楊積慶后面是國民黨一個整編師守住了關(guān)隘。而紅軍后頭的劉文輝正大軍追趕、東方胡宗南十個師的援軍正從側(cè)翼逼近。僅剩8000人的中央紅軍，在極度疲弱困乏中想突破藏軍一道防線，那都是一個奇跡。
比敵軍環(huán)伺更要命的還是地勢，紅軍要想走出迭部山區(qū)，只有臘子口一條通道。臘子口兩山峭壁之間只有一條不到二十米寬的山道，只要卓尼土司3萬藏兵在萬山溝壑間絞殺紅軍，國民黨魯大昌師守住一夫當關(guān)萬夫莫開的臘子口。“紅軍覆滅在岷山腳下”的計劃，在國民黨看來實在唾手可得。
那年頭，中國人民尋求民族獨立、國家富強之路，走過的竟然是“不到二十米寬”如此狹窄的地方。后來被津津樂道為“地球上的紅飄帶”的長征隊伍，差一點在這里被掐斷。
卓尼土司本是藏民，明朝永樂皇帝見其功蓋一方故賜姓楊，幾百年勢力不減，傳承到楊積慶手下已經(jīng)藏兵3萬，亦農(nóng)亦武，常備騎兵有五千。楊積慶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，藏名羅桑丹增南杰道吉，生于1889年。他從小聰穎好學(xué)，精明能干。1902年，年僅13歲的卓尼土司以侄孫的身份破例承襲了土司之職。他交往廣泛，早年與吉鴻昌、范長江、宣俠父等共 產(chǎn) 黨人和革命進步人士往來密切，對共 產(chǎn) 黨的性質(zhì)和宗旨了解頗深。
1935年，嚴守“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”的紅軍，在卓尼土司面前一露面，他就聽到了迥然不同于國民黨軍閥的消息：“紅軍一下進了幾個村，不放一槍，也不進屋，餓的躺倒一片，傷員更是可憐，燒水也在房外面……”。紅軍雖在極端困境下仍不失仁義之師本色，官兵一體的組織，愛民如子的群眾路線，團結(jié)抗日的民族政策等等，讓傳承了近五百年的土司制度傳承人楊積慶頓感耳目一新，他從這支比自己弱小數(shù)倍的隊伍里，看到了一個積貧積弱的民族煥然復(fù)興的希望。
此后，開明的卓尼土司在不斷的交往中認識了紅軍，新型人民軍隊的民主作風(fēng)深深影響了他，他也預(yù)見了中國革命的使命就寄托在這支疲弱之師身上。于是，他拿出勇氣網(wǎng)開一面，為紅軍開倉放糧幾十萬斤，修棧道、架橋梁，為傷員治病，不能再走路的近300多紅軍傷病員，都穿上了藏族服裝，成為甘南草原牧民們的兒子。這樣，紅軍順利通過了卓尼土司的600里領(lǐng)地，并秘密暗助紅軍打下軍事天險臘子口。此后的1936年8月，張國燾帶領(lǐng)的南下紅軍受挫返回，卓尼土司又一次將2萬多紅軍送走。這次公開的放行，徹底惹惱了國民黨駐岷縣軍閥魯大昌，為了達到其吞并卓尼的目的，于1937年以卓尼土司私通紅軍、開倉供糧為借口，制造了震驚中外的“博峪事變”，將卓尼土司及其長子楊琨和眷屬七人殺害，那年卓尼土司年僅48歲。
沒有臘子口的勝利，就沒有紅軍陜北的會師，也就沒有后來的一切！
后來，周恩來總理在建立新中國的第一次政協(xié)會議前夕得知卓尼土司在當年發(fā)生的一切，周總理親筆寫信給其后代以致慰問�？偨Y(jié)紅軍之所以能夠走出困境從勝利走向勝利，那正是我黨的“三大法寶”、是我們黨的“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”的光輝傳統(tǒng)。而這個傳統(tǒng)的來歷，最初正是與小葉丹、卓尼土司等少數(shù)民族精英的交流中漸漸總結(jié)出來的。
77年后，歷史走到了2014年，習(xí) 近 平主席重新倡導(dǎo)我黨早年的“群眾路線”。在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大會上，習(xí) 近 平主席再一次強調(diào)并呼吁：“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。”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民心向背即使在今天也是執(zhí)政黨不斷思考的問題。當年，烈士（解放后被追認為“烈士”）舍身取義的壯舉超越了國共兩黨黨派關(guān)系、超越了藏漢民族關(guān)系、超越了地方與中央的利益關(guān)系。這種覺悟，堪稱英雄壯舉。
卓尼土司雖然過早地離開了那片他熱愛的故土，但這個凄美的故事將在甘南草原傳唱到永遠！
劇組主創(chuàng)人員深受影片主人公精神的影響，決心拍攝一部有藝術(shù)價值的主旋律精品。他們一反當今商業(yè)片浮躁奢華的陋習(xí)，組成了一個思想和藝術(shù)并重的主創(chuàng)風(fēng)格，以較低的成本像紅軍攻打臘子口一樣快速完成了拍攝。
“作為一名黨員，我要用黨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來拍攝這部主旋律電影”，《卓尼土司》藝術(shù)總監(jiān)張華山，手中拿著當年紅軍向當?shù)厝私杓Z的欠條、各種戳記說：“今天我們這么匆匆忙忙，誰有時間收集統(tǒng)計一下這些血淚凝結(jié)的債務(wù)數(shù)據(jù)？紅軍的火種漸漸熄滅的當口，是誰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，不顧個人安危，毅然放行紅軍北上抗日？”
“憑著感情拍攝，憑著良心制作！”總導(dǎo)演楊韜反反復(fù)復(fù)踐行著最初的那份感動！他說：“我要用這部影片試圖說明：主旋律影片也可以這樣拍！”
為了這部電影，在卓尼草地拍攝紅軍抬著病重的周恩來過草地時，傅靖生老師想要拍攝一組從擔架下往上看的主觀鏡頭，由于攝影機無法低角度拍攝，他在沒過膝蓋的泥水中淌著確定的路線，然后躺倒在泥濘的草地上，讓演員們從他身體兩邊經(jīng)過拍攝。
人物造型師楊健敏，讓服裝組準備了500余套紅軍國軍藏兵軍裝、百姓藏袍、土司裝等。其中，制作180套紅軍軍裝非常困難，為了真實再現(xiàn)，紅軍軍裝做破做舊，需要先補補丁，然后將衣服磨破，花費近10天時間。所有參演紅軍的演員，都進行了嚴格軍訓(xùn)。因天氣原因，在泥水中浸泡過的軍裝無法晾干，劇組便搭起火爐將衣服烘干。由于山區(qū)路況十分惡劣，攝制組不得不用推土機開道。在寒冷的高原氣溫下，穿著破洞的紅軍裝，踩入冰冷的水中，大家充分體驗了紅軍當年過草地的艱難。劇組幾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1點以后才能休息。
開機拍攝不久，恰逢震驚全國的甘南地區(qū)大地震，與其僅僅一山之隔的大峪溝拍攝現(xiàn)場，劇組一天都沒停繼續(xù)拍攝。剛剛費大力氣搭建好的敵人碉堡，頃刻震塌。緊隨著地震的是雞蛋一樣大的冰雹傾瀉下來，攝制組的汽車上都變成了“麻子”。隨后，山體滑坡和泥石流，又沖走了一切材料和道具。看著自己精心設(shè)計的土司官寨、水磨房、碉堡蕩然無存，美術(shù)組和置景組的藝術(shù)家們都哭了，但又干了起來……
他們想做的，就是要讓卓尼土司從肅靜的烈士陵墓里走出來，走到今天的人們面前來……
隨著《卓尼土司》公映的日子日益臨近，事實將證明，這部電影對年輕一代了解黨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維護民族團結(jié)，尤為珍貴，因為我們重復(fù)地說：
“忘記過去，就意味著背叛！” （文/趙小玲、張漢信）
